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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文化大国,光建博物馆就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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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要论法国对外输出的最重要的文化理念,博物馆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从17世纪开始,欧洲民众开始有了欣赏艺术作品的强烈需求,公共博物馆的概念开始酝酿。18世纪下半叶,全球两座最古老、最大的博物馆应运而生:一座是创立于1759年的大英博物馆,一座是创立于1793年的卢浮宫博物馆,后者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根据国民议会的法令由皇宫转变为博物馆,公开展示从神职人员和王公贵族那里充公的珍贵财物。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拿破仑又通过军事征服为卢浮宫攫取、填充了大量艺术珍品,令卢浮宫成为闻名遐迩的“全球博物馆”。

  对于中国来说,博物馆自然也是西方舶来品之一。中国首家近代博物馆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由西方传教士筹建。直到1905年,才出现第一家中国人自建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深陷战乱与社会动荡之中,真正有余力重启文化设施建设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时至今日,整个中国博物馆体系都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美术馆(艺术博物馆)这个细分领域更是如此。2012年10月1日,由前南市发电厂、上海世博会“城市未来馆”改建而成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正式开放,这是国内首家公立当代艺术博物馆。据馆长龚彦透露,开馆第一年PSA的参观人数为10万人次,这一数字在2018年已经飙升至55万人次。

  参馆人数的上升直接反映了民众文化需求的提升,于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在满足民众文化需求、开拓城市公共空间等方面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今年第14届“中法文化之春”提出了未来美术馆的议题。7月5日至6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法国驻上海总领馆文化处共同举办“21世纪美术馆:文化项目需要怎样的建筑?”论坛,邀请文化领域的政策专家、美术馆馆长和建筑师参与讨论。

  中法两国嘉宾从本国经验出发,谈及了博物馆在当地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对于正在经历文化设施建设狂潮的当下中国来说,能够从法国学习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文化设施的建设不应止步于建筑本身,它能够为民众提供怎样的文化体验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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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博物馆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和公民权利的历史紧密相连,被看成是艺术品的保存之地、社会和谐的载体和地方吸引力的源泉。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国形成了一个博物馆网络现在法国已经有1000多家博物馆,造就了很多专业人士,拥有良好的法律框架使得文化项目能够更长久、更专业地发展。但是它也有一些弱点,比如说管理僵化,不能够适应艺术创作、经济以及社会的变化。”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费保罗说。

  费保罗告诉现场观众,当下的法国博物馆正在面临公共资金日益匮乏的窘境,然而作为市民文化生活和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也在积极尝试新的运营方式。这其中有三个趋势特别突出:第一,越来越多的私人藏家进入博物馆领域。为此,法国出台了很多新的法律,比如2003年颁布了鼓励私人投资的税务法,2008年颁布了经济改革现代化法,这些法律都能鼓励私人参与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个趋势是,博物馆开始成为高雅艺术与当代生活的交汇之地,博物馆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文化机构,同时也是城市休闲场所,与市民生活和城市商业紧密结合。费保罗举的一个例子是由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基金会创办、于2018年3月10日正式启动的文化项目“老佛爷前瞻”(Lafayette Anticipations)。这个项目位于巴黎玛黑区一幢19世纪的老建筑内,与蓬皮杜艺术中心仅咫尺之遥。该建筑由OMA建筑事务所改建,用以支持当代艺术、设计和时尚领域的跨学科创作交流。与此同时,该建筑还与其他的商铺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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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趋势是,博物馆开始与工作坊融合,也就是说博物馆不仅是展览陈列的场所,也是文化实践(比如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据费保罗介绍,香奈儿即将于2020年推出一个项目,届时将有600多名裁缝师在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进行展出与活动。

  法国文化艺术公共政策专家布鲁诺朱利亚(Bruno Julliard)曾于2014年至2018年担任巴黎第一副市长,负责落实巴黎的文化相关政策。在他看来,“博物馆的未来”是所有全球性大城市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全球城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们要如何促进文化融合,回应创新、生活质量、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挑战?我们要推出怎样的公共政策,来促进博物馆、艺术和文化的发展?”

  朱利亚认为,当下的博物馆有三个主要任务:第一,做好藏品的展示工作,持续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展览;第二,通过亲民票价尽可能让更多的民众能够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接触艺术品;第三,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在设计规划新的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时候应该考虑如何将建筑融入城市景观,让博物馆成为一个开放的、对当地社区有意义的公共空间。

  “我们必须加强建筑师、城市规划设计师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我们要考虑到建筑的要求,以及引起民众情感的要求每个人走进博物馆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要给予他们良好的参观体验、出色的展品陈列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他说。

  朱利亚以巴黎104艺术中心为例,说明成功的文化机构在很多情况下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和长期规划。104艺术中心所在的建筑曾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城市丧葬设施,1997年被列为巴黎城市文化遗产,当时的巴黎市市长将这座建筑列为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2003年,改造计划正式通过。2008年,104艺术中心正式开放。“这个艺术中心非常成功,这是因为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对这个建筑进行改造。艺术中心同时也是一座博物馆。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使得这座博物馆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找到了自己的和谐。所以我认为一切都需要时间,这是我们在巴黎得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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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朱利亚也提及了资金不足为法国博物馆运营带来的障碍。他指出,当下许多博物馆由于财力和人力有限,只能展出馆藏中的一小部分作品,他呼吁各大博物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努力改善现状,争取让保存在仓库中的优质藏品早日与公众见面。鉴于资金有限,无法担负保险公司来为作品运输投保的费用,许多博物馆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无法举办知名艺术家的大规模展览,那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高科技手段或许将是博物馆未来展出的一个有力方向。“所以我的结论是,不能仅仅满足于建造博物馆来保障艺术民主化,我们应该有一个真正符合时代的文化政策,才能够使我们的艺术和文化更加亲民。”

  在法国嘉宾侃侃而谈博物馆运营理念和文化政策的时候,中国嘉宾谈的更多的是如何建设更多“高大上”的文化设施,这也反映了两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处于的不同位置。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表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政策制定者在这新一轮城市规划中给予了文化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上海的未来愿景是做到“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可以漫步的,公园是适合休憩的,人们是有诚信的,城市是有温度的”。

  为此,上海正在着力建设一批全新的文化设施,包括浦东美术馆、上海图书馆东馆和世博文化公园中的大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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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曾参与上海油罐艺术中心、UCCA沙丘美术馆等国内重要文化项目的设计。他认为,文化建筑的设计应该达到一种平衡,它一方面要为艺术提供良好的展示空间,拓展空间内可容纳展示的艺术的类型,另一方面建筑本身也应该打动人心,突破文化建筑原本的边界,激发人们探索的欲望,拉近人与艺术的距离。

  他以上海油罐艺术中心为例:“油罐(艺术中心)的特殊性在于,我们要重新改造的空间本身就很有特点,而且它还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所以从设计一开始,我们就想提供多元的空间,不只是展示艺术空间的多元性,还包括内容的多元性。”2019年3月,油罐艺术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至今为止,除了艺术展览之外,这里还承办了许多其他的大型活动,比如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上海时装周。在李虎看来,这体现了油罐艺术中心空间的创造性使用,为这个空间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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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余建筑工作室创始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认为,美术馆这类项目一般都属于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公共项目之一。作为建筑师,他建议同行在接手此类项目时想清楚三个问题: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如何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传统?你如何在关照历史的同时启迪城市未来的审美?

  2016年9月,由王澍设计的“富阳三馆”(富阳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对外开放。王澍以这个例子讲述了自己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理解:“这个城市找我的时候要求以《富春山居图》为背景做设计,也提出将在美术馆内展示这幅山水画。山水画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特殊审美的,今天的城市是否有这个审美?这个城市已经建造了大量的高楼大厦,它一点都不尊重它的山水,这时候我就有机会通过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设计来表达我是怎么认识这个城市的。美术馆有四万平方米的面积,但高度不超过两层楼,我用特殊的手段让你感觉不到它的高这是山水画里重要的视觉经验,就是如何探讨山、水和人的关系。另外我用老房子拆除后的废弃材料建设美术馆,让这些废墟重新有了尊严和价值。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美术馆的建筑可能做的:把价值观重新塑造,激发大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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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建筑师亲眼见证并亲自参与了中国城市文化建筑狂飙突进式的建设与发展。据《福布斯》报道,中国目前约有5100家博物馆及相关机构,在美国这一数字是3万余家,这意味着中国的“博物馆兴建大潮”还将继续,“每一位市长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能建设更多由更知名的建筑师设计的更恢弘、更抓人眼球的博物馆。”

  然而文章指出,和西方博物馆面临的问题馆藏太多无法一一展示给观众截然相反的是,多数新建的中国博物馆缺乏馆藏,其中不少此类博物馆甚至在建成后的几年时间里都是空空如也的“幽灵博物馆”。很大程度上来说,在博物馆的空间里承办时装周等活动也间接证明了博物馆单凭艺术展览难以维系运营的艰难现状。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及大皇宫主席克里斯德尔康(Chris Dercon)在论坛现场犀利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这些建筑非常可惜,里面没有内容,没有员工,也没有教育活动,很多博物馆甚至连门都不开,它们只是未来的废墟。‘未来’这个词是博物馆的一个核心,而这个词现在几乎不存在,或者显得不重要。”

  王澍认为,中国直到近期才意识到城市文化设施的重要性,因此开始大力兴建各种文化建筑,其中不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情况,“至于说文化的收藏、建设,包括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如何展开,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根本没开始想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绝非一件光靠兴建建筑就能一蹴而就的事,文化资源的积累和城市公共文化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耐心。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艺术从业者已经看到了曙光。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注意到,中国观众对现当代艺术的热情在飞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中国观众开始愿意拿出和电影票差不多的款项购买门票欣赏艺术展,这对艺术场馆的策展和运营都极为重要。“大家开始意识到,其实展览是可以通过票房来维持运营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田霏宇认为,艺术机构也因此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即明确自己的定位、特点和使命,为观众带来更优质的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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